“教育培训”是“大教育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为适应就业、发展或其他需要而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有关知识、技能、行为和态度的一种短期教育活动。根据培训内容的不同，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可分为语言培训、企业培训、IT培训、职业资格培训、少儿培训、课外辅导培训、公务员考试培训等，而且随着社会、经济的发展，新的培训需求和领域还在不断涌现。

　　教育培训相对于学校教育，其特点表现为形式灵活、内容多样、针对性强，侧重于满足人们某一特定方面需求，能够快速传授社会或个人所需的各种技术、方法等;而学校教育则是一种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共性教育，授课方式和内容固定化。教育培训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。

　　从产业划分的角度看，教育培训行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产业，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教育培训行业对于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提高，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，是培育和增强国家软实力非常重要的措施。

　　教育培训行业又进一步可细分为两类，针对中小学生的教学教辅(中高考辅导，奥数，特长班等)以及针对大学生或成人的职业技能(计算机，英语)和考试培训(出国留学，四六级，考研)。

　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以及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的大规模普及和WIFI、4G/5G等移动网络资源不再稀缺，数字化、移动化的在线学习已成为主流。同时以云计算、大数据、虚拟现实、AI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，推动教育培训行业向智能化、深度体验方向转型。

　　中国教育培训发展共经历4个发展阶段：萌芽期、发展期、开放期、转型发展期。

　　——萌芽期(1978-1992年)

　　文革过后，百废待兴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将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，各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空前高涨。但这一时期，经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仍以计划经济为主，教育培训活动受政府严格管制，社会培训机构数量稀少。80年代后，随高考人数不断增加，社会兴起一股学历教育培训浪潮，同时随留学政策开放，外语培训班逐渐兴起。

　　——发展期(1992-1998年)

　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热潮中，政府逐渐退出教育市场干预，教育培训市场进入初步发展阶段。这一时期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大受欢迎，职业技能培训也开始起步。1997年，国务院发布了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，民间教育培训机构快速发展。

　　——开放期(1998-2004年)

　　随中国加入WTO，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。教育培训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淘汰机制，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。各类短训班、技能班纷纷登场。同时中国加入WTO吹响了国外培训机构进军中国的号角，海外机构不断抢滩中国教育市场，大批以培训为主要任务的公司和国际教育培训服务业巨头如华尔街、英孚等机构陆续进驻中国。

　　——转型发展期(2004年至今)

　　中国教育培训市场形成了新东方、好未来、昂立、北大青鸟、新华等知名企业，并在市场细分上逐渐形成语言、IT、企业、少儿、公务员、研究生等相应的培训服务市场，国内培训企业从单一的技能教学向综合化培训教育集团企业发展，与国外培训机构形成竞争。此外，在线教育也正在蓬勃发展。

　　据杭州中经智盛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发布的《2022-2026年教育培训行业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》显示：2019年以来，在线教育相关政策密集出台，在线教育市场迎来政策风口。2019年2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》，提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丰富并创新课程形式;2019年7月，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》，加强校外线上培训及机构的备案排查;2019年9月，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从发展目标及手段、政策扶持体系、管理体系多个方面入手，全面鼓励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;2020年2月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印发《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计划”的通知》，明确提出大力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，丰富线上培训课程资源。

　　　2021年6月，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通知，教育部正式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。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，国家正式拉开了对于教育培训行业的整顿序幕。文件重点指出，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职责为，承担面向中小学生(含幼儿园儿童)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，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，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。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(含线上线下)机构设置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时间、人员资质、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，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，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。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。及时反映和处理校外教育培训重大问题。

　　　“双减”政策下教育改革的发展建议：

　　　1、提前谋划课外培训机构的转型

　　　虽然教育机构的某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与教育部的“促进青少年身心发展”教育观相违背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教育机构有宝贵的教学经验，将会是新形势下学校落实政策的有力补充，也是机构成功转型的重要基石。培训机构可以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，逐步向素质教育、职业教育、课后托管、进校业务等方向转型。全社会应广泛吸收宝贵的教师和管理人才，打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家校补给系统，引导原有机构教师参与到课余、课外、假期和家庭联合项目的组织活动中来，与社区紧密联系，共同为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而努力。

　　　2、加强社区承载能力

　　　就当前形势而言，大幅度减少教育培训机构的力量必然加重社区工作，也有可能催生出其他的社会组织。在社区管控范围内，如何协调原有组织和新晋组织、部门间的工作衔接与协作，新晋部门又该如何设置服务目标和服务内容，都将是下个阶段社区关注的重要内容。除社区外，第三方承接组织也应该有序地开展培育委托工作，应积极推进鼓励第三方组织服务，提升“双减”政策下组织的承载力，有效对接学校、家庭和社区多部门联动工作，共同助力“双减”政策后的教育新方向。

　　　3、积极探索新机制下的新模式

　　　改革是对原有机制的部分修改和优化，围绕现有制度对学校教育教学进行功能性优化，可以基于现有的学校教学模式，对部分学科内容进行升级，以尽快适应政策的调整。与此同时，“双减”政策也可以同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，学校可以设置心理班主任。一方面，通过培育专业心理教师，增强学校专业上的把控;另一方面，也可以吸收社会上优秀的专业人才到学校中，尤其是优秀的教培机构人才，促进学生减负和加速教育机构转型齐头并进。

　　　4、加大家校合作

　　　学校通过教师向学生家长传达学校的管理模式和教育理念，反过来，家长也需要向学校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。家长和教师交流的主要途径是家长会，但是，家长会形式单一，举办次数少，并不能有效连接教师和家长。家长学校可以作为今后学校管理的重要工作，如鼓励家长到学校听课，与孩子们一同作息，利用网络、自媒体、家校平台建立家谊会群组，定期召开“家谊会联席会议”，制定符合家长层次及需求的相关课程，建立多样化评价体系等。以家长和学校的联通，共同积极面对“双减”政策下的困难，这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